孩子没考上大学，还想上学怎么办？有人说，去民办大学，现在中学上不了公立的，不也一样上私立的吗？
中学好理解，只要花得起钱，好歹能考上一个大学，公办民办都一样。大学就不同了，民办的学历国家不承认，靠什么招揽学生？没有生源，又怎么维持运转？
可也怪了，听说民办高等教育还挺火，光北京现在就有l00多所民办“大学”，他们都靠什么“活着”呢？
在复兴门外的一条小街里，我好不容易找到财政部招待所。进电梯上六层，看到一块大牌子———北京建设大学，这是该校校部所在。这所大学已有10年办学历史，1500多名学生，据说在北京民办大学中属佼佼者。
走进一个大房间，是用一排旧柜子和旧布帘隔成的两个空间，外面屋子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都已过退休年龄，几位女士正伏在三屉桌上奋力写着什么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我面前，捧着本财务报表在看，样子很认真，也很吃力，办公室主任刘凤海在接电话，我坐在门口惟一的一张沙发上等。
这时，外面有人在喊：“这事儿你们到底管不管啦？”
我忙回头，一个女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正站在门口，“住的地方根本没水没电，还特吵，孩子不想在这儿念了。”女人冲着门里不停地大声叫。“退学不把钱都还我们，下岗了，我们费多大劲儿凑的，好几千块钱，容易吗？”她说着直抹眼泪。
“你们是哪儿的？”我问。
“保定的。”
“不知道这是民办大学？”
“怎么不知道，说北京有100多所民办大学，我们就冲着北京来的，这学校和宣传的一点儿也不一样。”
办公室工作人员忙出来将我和这女人分开，请我到另一个房间里，主任刘凤海也很快过来了。
“唉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民办大学，就是缺资金。”主任解释，“学生大部分是外地的，分十几个地方上学，住宿、食堂、洗澡、活动场所都得操心都得花钱，哪儿照顾不到就出问题。”刘主任愁得一脑门子官司。
我立刻感到了民办大学的“游击队”性质。
“学校为什么不单租一个地方集中一点儿，或者自己买一块地？”我问。
“哪儿来的钱呀？”
“那么多学费呢？”
“房租用去五分之一，聘老师的课酬又占三分之一，从我九五年来这儿，就知道北京批了我们一块25亩的地，手续都办了，没钱盖，你看看我们的办公条件，说实在的，在这干的都是一些热爱教育的老同志，大家不计报酬讲奉献，讲精神，虽然很辛苦，但都很勤奋。”
我大致算了一下，建设大学有1500多个学生，每个学生每年三四千学费，再加1500元左右住宿费，加起来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，再怎样也不会让这些专职兼职工作人员们，不计报酬只讲奉献，当然，要靠学费盖出一所学校来，还比较遥远。
“既然这么捉襟见肘的，干吗还办这个学校？”我问。
“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呀。”他好像很吃惊。“公办大学落榜生，许多都是好学生，你划个分数线就给隔出去了，十八九岁在社会上乱窜，我们学校组建快10年了，国家没掏一分钱，毕业2000多人，绝大部分都找到了工作。”他完全是一副为国分忧的架势。
“可我不明白，民办大学又不给学历，靠什么招学生？”
“怎么不给学历？我们是北京文凭考试学校，给学历的。”
原来在北京的100多所民办高校中，已有二十几所被国家批准成了“准正规军”，从这些学校毕业，只有5门需要参加全国文凭考试，再有5门参加北京市考试，其余的由学校自己考，毕业当年考不下来，三年内还可以补考。成绩合格，国家就承认学历。
“这多合适，要比完全自学考试容易多了。我们开的都是热门专业，对学生还是有诱惑力的。”
“就是说你们的生源不成问题了？”我问。
“凑凑合合吧。”他回答得很含糊，不愿意我把生源和收入联在一起。
从建设大学校部出来，我来到他们下面的一个教学点。
在北京西部有个衙门口村，北京教育学院的分部就设在村里，这里交通不便，整个村子没有污水排放管道，学院每年得掏几万元雇人往外拉污水和垃圾，但学院的设施却很齐全，宿舍、操场、食堂、浴室……
建设大学看中了这块地方，与教育学院合办了个教学十部，由学院提供房屋和管理人员，建设大学提供300个生源，学费二八分成，大头归教育学院。
这本来是个双方获益的事情，但当我到了这里，教育学院分部办公室的潘友钧主任却不满意：
“我们用了一个多月时间，花了100多万元，把校园宿舍整修一新，食堂和浴室都是新盖的，还定了300套被褥，就等着学生来。结果可好，报到时只来了80多个，有的专业才十几个，单给他们开班又不值得，只好合并到别的教学点儿，如今就剩下50多个，空着200多个床位，定好的被褥也给退了，除了民办学校，哪儿的学生敢这么随便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，招呼也不打就没这人了。”
生源是民办学校的生命线，没有足够的生源，教育学院100多万元的付出实在有些冤枉。
我问潘主任：“您说这些外地学生，为什么大老远到北京来上民办大学，反正不是正牌的，哪儿上不一样？”
“这倒是民办的长处了。首先专业热门实用，其次民办大学的证书在外地，未必不管用，人家一看是北京的，都当回事儿，所以民办大学招的大都是外地学生。”
在此次采访之前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北京许多民办高校都挂着同样的“研修学院”的牌子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北京市教委的规定，非学历的高等教育机构只能这样。
那么，这些“二等”民办高校，日子是不是不大好过？一个周日，我参加了北京中美工商管理研修学院的周年校庆。
从机场高速路向右拐，绕了一个大圈，才来到这所中外合办的“洋”高校门前。
一进大厅，烫金的学校名称赫然贴在墙上。尽管也是租房子办学，但布置得却大不相同，漂亮的酒吧、研讨室、计算机房、办公室，一切都透着正规、“洋气”。工作人员多是年轻漂亮的小姐，统一着装，英语流利，给我的几份宣传材料，印刷十分精美，且后面都附有英文。
我不禁有些纳闷，这个学校为什么这么有钱？
一位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份招生简章，我一看吓了一跳，原来要想在这儿把全英文的工商管理课程读下来，学费是7．5万元人民币。
这么远的路程，这么高的学费，创办一年就招了130多名学生，130乘以7万，这是个什么样的数字？“美国”这块牌子就这么管用？
材料中说，与这所学校合作的外方，是美国私立纽博大学，该校以远程教学MBA课程为主，已在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70多个分校和教学中心，这所学校，就是它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分校。
“他们都是公费来学习的吧？”我问一位小姐。
“不，净是自费，都是外企、合资、独资公司的老板，国企的比较少。”
“这些人什么都有了，来这儿还想要什么呢？”我更加奇怪了。
“我也这样问过他们。”小姐笑了，“他们说，是想挣更多的钱。”
校庆典礼开始了，大家都站在校门外的一块小空地上。我问身边一个穿夹克衫的学生：“你来这儿学习将来想干什么？”
他小声说：“我们单位是国营企业，学完了想回去收拾那个烂摊子。”
“这儿能给你美国的学位么？”
“来这儿的人并不看重学位，又不打算出国，再说我们差不多都有学位，像我已经有硕士学位了。”
“那你是公费还是自费？”
“我是公费，单位愿意让我来学，其他人差不多都是自费。”
我又问一位副校长：“在这儿学完给什么学位？”
他说：“给外方学院的相应学位。”
位于北京石景山永乐小区有一所永乐中学，门外挂着两块牌子，一块是公办的永乐中学，一块是民办的礼文中学。爬上五楼，墙上又是两块牌子，一块是北京市礼文中学，另一块是北京市蒙达研修学院。
退休教师欧阳达松和曹礼南夫妇以各自的名字注册了两所私立学校，妻子是礼文中学的校长，欧阳达松是蒙达研修学院院长，两所学校，一套人马，办公室、教室、实验室、宿舍都在一起，只是聘请的教师不一样。
私立学校寄居在公办学校里面，永乐中学没有高中，礼文中学就只设了高中，这里的学生高中毕业如考不上大学，蒙达研修学院又正好接着，这样既节约资金，又保证了生源。我坐在沙发上等这位欧阳校长，很想知道这种不同寻常的设置是出于怎样一个精明的退休教师。
有人过来为我倒水，与公办教师相比，他们似乎少了些矜持，多了几分谦恭，尤其在校长进来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不像是对校长，倒像是对老板，谈话间一位老师推门进来，欧阳校长随便一挥手就让他到别的房间去了，关上门后还对我说，这是一位副校长。我当时有些吃惊，但随即明白，在这儿是靠本事吃饭，从校长那儿拿钱，没有铁饭碗。
“搞了一辈子教育，一直想办一所自己的学校，让那些差点分数就进不了大学的孩子，有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就提前退了休，办了这两所学校。”欧阳校长开门见山。
“您的蒙达研修学院现在有多少在校生？”
“12个。”
“12个？”我惊讶了，“这能算是学院么？”
“您现在的礼文中学有多少学生？”
“我这个中学办得很顺利，才办了一年，已经有200多名学生了，我现在是用中学养大学。”
“就是说，您的中学是赚钱的？”我赶忙问。
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笑了：“我这个人不忌讳谈钱，我教国际贸易就是教人怎么赚钱的，我办学怎么能赔钱？我赚了钱要扩大完善我的学校，我准备单独租一所学校，不跟别人合校，我聘的都是重点中学的教师。我可以给他们更高的收入，使他们对学生更加负责，学生的升学率高，学校的名气就大，家长就愿意把孩子往这送。这是一种良性循环。”
“可我感觉有些办学的人更愿意谈奉献，似乎不大愿意谈挣了钱。”
“那是一种陈旧的思想，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不适应的。”
“可是您的蒙达学院呢？12个学生也赚钱么？”
欧阳校长一下子兴致大减：“是啊，我的大学现在是赔钱的，我只能用中学的收入来贴补。现在的竞争不平等，民办中小学算是闯出来了，有一个公平的升学率摆在前面，可以用事实说话。大学还被控制着，公办大学不包分配是一大突破，这就为公平竞争提供了条件。美国许多名牌大学，就都是私立的。”
“可您别忘了，许多民办大学，还属于三无学校。”
“总要给民办大学一个发展的权利吧，允许办学却不让发文凭，高等教育怎么发展？我自己办学知道其中甘苦，民办高校为什么大都是外地生，因为北京学生除了极热门的专业，很少问津，我这12个大学生里，只有一个是北京的。”
“您能让他来谈谈吗？”
欧阳校长答应派人去叫，只一会儿，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就跑来了。
“我今年20岁，其实都已经工作两年了，原来是职业高中的，分在汽车修理厂。”小伙子谈起过去有些腼腆。
“干了两年吧，觉得心里挺那个的，整天修汽车，拿六七百块钱，要说也够花了，就是没什么劲儿，我参加过两年成人高考，没考上。后来我就想，今年都20了，再不学来不及了，工作可以不要，文凭得拿下来，我就找了这个离家近的学校上了，准备以后参加自学考试。”
“那你和单位是怎么达成协议的？”
“等于是单位把我开除了，因为我不能边上班边学习，为上课有一个月没去。”
“你的同学和同事都怎么看你？”
“他们都挺羡慕的，觉得我能有这个决心，挺不容易。他们也想学，就是下不了决心，觉得已经分到这儿了，就这么干吧。”
“那上学的钱呢？”
“以前自己攒了点儿，家里再资助点儿。”
“因为我和国外有联系，可以联合办学，我已经与新西兰的一所学校签了协议，将来想办成一条龙的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蒙达的学生还可以到新西兰接着上。”小伙子走后，欧阳校长说。
“怎么现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么多？”
“都是自己闯路子，你行政手段控制着文凭，办学的人就会往别处发展。你不发文凭，外方学校可以发文凭，这样学生回来就翻身了，市场经济就是这样，门打开了，想关是关不住的，有需求就会有生产。”
那么民办高校的未来趋势究竟怎样？就这个问题，我请教了《高等教育法》起草人之一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劳凯生博士。
他说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已是三分天下，普通高校1300多所，成人高校和民办高校各有1000多。在同龄人接受高等教育方面，我国比例是5％，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标准是30％。
“经过比较可以发现，日本、新加坡、韩国等国达到高教大众化标准，都是通过发展私立教育来实现的，国家只投入和办好国家学校，对私立完全放开。我国要想从5％达到高教大众化，积极发展民办教育是必要的。
“但目前民办高校问题较多，有些办学者的素质不高，以赢利为目的，有些人招摇撞骗，欺骗学生，有些学校不按国家标准办学。据我了解，目前民办高校真正达到高等学校标准的寥寥无几，而得到国家批准可以发自己文凭的学校不到10所。”
我问劳博士：“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批准办学就可以自己发文凭，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这样做，最后由市场用人单位来检验办学质量？”
他说，国家目前对民办高校实行监控，这对规范和发展民办高校很有必要。按目前民办高校的情况，允许他们发学历证书，只能使学历证书贬值，造成混乱。实际上，在民办高校前面，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标准，那就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，未来我国，也会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，谁办学谁发文凭，因为一所大学，如果不发文凭，它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，但在目前，还需要有一个过渡，不让你发，是因为你还达不到，给你时间发展，但如果将来你还达不到，就会被取缔。
“您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的前景怎样？”
“各国对学历证书发放不一样，与我们民办高校合作办学的，基本都是那些学历证书不等值的国家，据我了解，现在与美国合作的最多，其中有些外方学校的文凭，在他们国家就不值钱，但随着发展，当人们都了解这些情况之后，我相信对上什么样的学校，大家是会有鉴别的。”
看来，民办高等教育的仲裁权，最终还在市场需求那里，而且是个不断提高标准的过程……
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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